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语境中，为了更好地保障公众的权利，对制假者形成威慑，新的《食品安全法》写进了严厉的“问题食品假一赔十”条款，而14年前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的规定是“双倍赔偿”——公众还未享受到这个条款带来的福利，已有专家提出“十倍赔偿”的道德风险，担心“十倍赔偿”的诱惑会造成职业打假的井喷，许多人会故意买假以索取十倍的赔偿。许多职业打假人已表达了会利用新法的意愿，而消协则表示不赞成。(《成都商报》6月3日)

　　不明白有些专家为什么会反对民众利用“十倍赔偿”条款买假索赔。职业打假井喷，恰恰会对造假形成遏制从而保障食品安全，这不正是《食品安全法》的立法意图吗？有什么不妥，又有什么好担心的？

　　正像当年反对王海知假买假一样，消协举出一样的理由：因为法律保护的是人作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，故意“买假”者显然已经不是消费者了——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一方面，是“知假买假”还是“故意买假”，这是人们主观上的猜测，是一个非常模糊、很难界定的说法，难以断定一个人购买假货是故意为之。另一方面，即使一个人故意买假，也不能否定其消费者身份。消费者是相对生产者和销售者而存在的，不能望文生义地将消费者解释为“买东西用来自己消费的人”，只能以“交易”来界定消费者，而不能用动机和结果。我购买了你的东西，那我就是你的消费者了，别管我买了以后会不会用于自己消费——许多人买东西是送人，并非自己直接消费，你能说他就不是消费者了吗？

　　消协所以反对借新法故意“买假”索赔，很可能因为他们对“利益驱动的维权”有一种心理障碍，认为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可以去维权，但如果个人权益未受侵犯、而以营利为目的去维权，通过维权而获取暴利，就不太正当了。获取暴利，这不符合我们对维权的道德想象。

　　这只是过于泛道德化的一种偏见罢了，其实利益不应该成为维权的道德障碍，不该为维权戴上“不能营利”的枷锁。特别是在食品安全这种道德底线被一再践踏、关系到公众生命的特别领域，法律在增进公益和维护民权上应该有一种宽容的理解：只要一种“谋利行为”不侵犯别人的正当利益，不是为了追逐非法利益，甚至能为促进社会公益带来帮助，法律就该支持这样的行为。“知假买假寻求索赔”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，虽然给买假者带来了利益，甚至是暴利，但没有侵犯别人的正当权益，没有受害的第三者(造假、售假者遭索赔是罪有应得)，相反能在井喷的天价索赔中，对制假售假者形成极大的威慑，让他们在民间无处不在的索赔下有所忌惮有所畏惧——这不正是《食品卫生法》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所追求的吗？利己、不害人且利公的故意买假索赔，凭什么不力挺。

　　“十倍赔偿”的条款不是用来欣赏的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用以吓人的，而是要在行动中对不法商人形成实际的威慑——徒法不足以自行，这就需要有人在现实中激活它，而由谁来激活呢？要靠有责任感的公民，靠买假的受害者，当然也不能排除那些被利益驱动、在利益驱动下去维权的人。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，由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，故意买假以索赔的行为，会对造假售假形成更大的威慑。由于知假买假者多是一些熟悉法律、精通程序的法律从业者，他们用行动去激活“十倍赔偿”会更有效率，更能威慑造假商贩。

　　商家、舆论和消协习惯把这些人叫做职业打假者、以知假买假为业，其间不乏对他们的否定和贬损，仿佛“职业打假者”是钻法律漏洞的刁民，是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。其实，应该把他们的行为称做“公民打假”更为合适，难道打假只是政府的专业而公民就不能以此为业？政府不一直在呼吁公民参与打假吗，这也是他们参与公共治理的一种方式。虽然他们在参与中获取了巨大的私利，但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，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。

　　再退一步讲，即使“知假买假”有道德瑕疵，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，可相比制假售假带来的大恶，相比假货泛滥成灾图财害命，相比那些黑心奸商的大不道德，“知假买假”的道德瑕疵算得了什么呢？总有一些自视甚高的专家，对身边的大恶无动于衷，也开不出什么除恶的方子，反倒对一点点无伤大雅、能避免最坏的情况的小瑕疵敏感得很。